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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多元系統理論對文學翻譯的解釋力的不充分性
Date:2009-3-24
摘要：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個重要分支，它給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描述性的、面向譯語系統的、功能主義的、系統的、動態的新途徑，推動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拓寬了翻譯研究的領域。然而，該理論也有其不可忽視的盲點。本文從文化地位、意識形態、譯者的詩學觀與主體性①等角度分析其對文學翻譯的解釋力的不充分性。
關鍵詞： 多元系統理論 文化地位 意識形態 譯者的詩學觀與主體性 不充分性
On the Non-adequacy of Polysystem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Zhang Qiyan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Polysystem Theory, an important bran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approaches translation phenomena in a systemic, dynamic, descriptive, functional, target language-oriented way and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broadens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peeds up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non-adequacy of this theory in explai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a nation and/or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a given literary polysystem in relation to the source culture,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Keywords: Polysystem Theory; cultural position; ideology; translator’s poetics and initiative; non-adequacy
一、 引子
多元系統理論是Itamar Even－Zohar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來文學一種的模型時，基于俄國形式主義與捷克結構主義，提出的一種普通文化理論。該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釋。這些系統各自有其不同的行為模式，卻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構成一個有組織的“大多元系統”。因此，Even－Zohar認為，各種符號現象，即文化、語言、文學與社會等由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形式，只有當做系統而不是毫無聯系的因素構成的混合體時，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與研究（Even－Zohar，1990）。
后來這一理論被用于翻譯研究。根據這一理論，一個民族的文學的文化地位決定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譯者的翻譯策略。Even－Zohar概括了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內處于中心地位的三個社會條件：1）當某一多元系統還沒有形成，也就是說，某種文學尚還“幼嫩”，尚處于創立階段；2）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3）在一種文學中出現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之時（Even－Zohar，1990）。
根據多元系統理論，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對于翻譯的規范、行為模式、翻譯方針都有影響。如果翻譯文學處于中心位置，翻譯與創作的界線就模糊了（diffuse）。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就參與創造新的、一級（primary）模式，譯者的任務相應地就不是僅僅在本國的文學形式（repertorie）中尋找現有的模式，而是樂意打破本國的傳統規范。此時，譯文更傾向采取異化的翻譯，譯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學多元系統處于穩定狀態，即翻譯文學處于邊緣位置時，翻譯文學的行為就截然不同，此時，譯者的任務就是為外國文本尋找最佳的現存二級模式，譯文也更傾向于采取歸化手段，追求譯文的可接受性，其結果導致譯本的充分性不足（ibid）。
多元系統理論突破了以對單個文本的靜態的、孤立的共時研究方法衡量成敗的早期翻譯研究學派的局限，并將翻譯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環境加以動態、系統研究，從而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但是當我們拿這一理論來觀照復雜多樣的翻譯現象時，總覺得有點圓鑿方枘。20世紀初期，中國面臨嚴重危機：康有為在他的《強學會敘》中寫到“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鄰，日東耽，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引自陳福康，2000：93）。這時候，中國文化處于弱勢地位，按照多元系統理論，中國文學系統中，翻譯應該占據中心地位。然而，日本學者遵本照雄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書目》表明這一時期中國的原創小說在數量上超過翻譯小說。（王克非，573）國內已有學者（王東風，2000；廖七一，2000：68；謝世堅，2002）對多元系統理論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評，但由于王東風與謝世堅都只是從該理論忽視了譯者的主體性這一方面提出批評，而廖七一則是從該理論的論證方法、理論基礎、研究領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評。至今國內尚沒有文章對這一理論對文學翻譯的解釋力不充分性進行探討。因此，本人擬在這方面作一些深入的討論，以求引起國內學人對這一問題有充分地認識。
本文以為，多元系統理論對于文學翻譯的解釋不充分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幾個方面：1）過分強調主流意識形態，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從而把豐富的翻譯現象簡單化2）過分強調意識形態決定論，忽視了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④和譯者的主體性，能動性與超前性；3）過分強調兩極，忽視中間，結果導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簡單化，忽視兩極之間的各文化因素對翻譯的影響。這樣就導致了該理論在研究翻譯現象時出現兩對有趣的悖論――1）一方面該理論認為譯者的翻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只看到主流意識形態對譯者的影響，而又對非主流意識形態對譯者的影響視而不見。2）一方面該理論試圖建立一個不同于傳統的孤立的文本對照的翻譯批評理論，開辟一條動態的、系統的翻譯研究途徑，但由于它過分強調文化對翻譯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這又使它最終違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論僵化、絕對化的窠臼，因此無情地遮蔽、抹煞了譯者的作用，把翻譯看成完全由意識形態決定的機械的、簡單的、直線的現象。
本文擬從文化地位、意識形態、譯者的詩學觀與主體性等角度來探討多元系統理論在解釋翻譯現象時的不足。
二、 文化地位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翻譯往往受譯入語與源語文化之間的相對地位與強弱的影響。如源語比譯入語文化地位高，翻譯時譯者往往傾向于采用異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說，譯文在復制原文的文本關系時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語比譯入語的文化地位低，譯者往往表現得更為保守，傾向于采取歸化的策略，以維護譯入語的穩定性與純潔性。此時，譯者更強調譯文的可接受性。我們必須承認，翻譯不論是在選材還是在翻譯策略上都與文化存在密切的聯系。但是翻譯選材與翻譯策略的選定并不完全取決于兩種語言間的相對地位，它們還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識形態、譯者的詩學觀、贊助人、翻譯的目的、所譯材料本身的特點等）的影響。因而，文化地位對翻譯的影響不是絕對的。上面我們已經談到，由于這一理論過分強調了源語與譯語兩者之間的文化地位的對立，并將它絕對化，從而忽視了文化的動態發展對翻譯的影響，以及譯入語與源語兩者之間不是截然對立時的翻譯情形。這樣就往往難以解釋兩種文化地位相當時的翻譯情形。例如，20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時期。20年代，各種流派相繼出現，表現了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問題。30年代基本上是左翼文學占主導地位，從30年代后期起，文學界分化成各個流派，又出現了紛繁多樣的局面。總的來說，現代派文學與左翼文學是這個時期兩股最大的文學思潮。從這個時期起，美國文學開始發生世界性的影響（http://www.chinatranslate.net/world/usa-guide/Literature/history/history4.htm），而當時的中國尚處在半殖民的社會，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相對中國而言，美國處于強勢地位。按照多元系統理論，這時將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到美國時，應該是采用歸化策略。而龐德1915年出版的《華夏集》卻反其道而行之，該詩集翻譯的出版在美國文學史上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甚至導致了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形成。用Even-Zohar的話說就是，龐德的翻譯參與創造了美國文學新的、一級（primary）模式。同時多元系統理論也不能解釋為什么處于強勢文化的人也會提倡“異化”翻譯策略。如美國學者文努迪（Venuti）提倡“譯者應盡量讓譯者[現形]，以抗拒性的策略來代替傳統的流暢譯法”。（陳德鴻，2000：236）。19世紀后半葉，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危機，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列強各國也加緊侵略中國，而英國則是當時的第一強國。根據多元系統理論，中國的文學翻譯到英國，應該采用歸化策略，而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譯《中國經典》時，“以忠實存真為第一要義，一以貫之的方法是直譯加注，傳達原文信息絲絲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遺余力”（王輝，2003）。袁錦翔認為“理譯最顯著的特色是譯筆嚴謹細膩”，劉重德說理譯有七大優點：“用詞確切，表達清楚；緊扣原文，依次遞進；補其不足，理通文順；善用句型，靈活多樣；詞性轉換，大見功夫；保留形象，語言樸素；緊扣原文，切合風格。”（ibid）
因此，本文更傾向認為文化對于翻譯的影響不是來自兩種文化地位的強弱，譯入語與源語之間好比貿易的雙方，雖說這種貿易在許多情況下，不是“公平的”，但它們之所以能進行不是因為它們的地位懸殊，而是源自它們各自的需求，翻譯是兩種語言間互通 “有” “無”的過程，盡管翻譯不是“天真的”。兩種文化之間的強弱有時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翻譯的選材與策略，其實這是建立在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中的某種因素的需求基礎之上的。
三、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本文采用的是羅特曼（Yury Lotman）對意識形態的定義，即“框架性觀念，它由某個社會特定時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觀點和態度，讀者和譯者通過它接近文本。”（引自王友貴，2003）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對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的呢？這是本文要探討的一個方面。上文已經指出，多元系統理論的一個缺點就在于它一方面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忽視非主流形態的作用。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往往不是僅存一種意識形態，而是多種意識形態共存。要是我們承認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的話，那么不論是主流的意識形態，還是那些非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會影響譯者及其翻譯策略。這樣，不論是翻譯文學處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情況，一個社會的翻譯行為也不會是如他所說的那么單一，而應該是復雜多樣的。這里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來討論：
1） 不同的人在認同同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表現出的反應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在中國近代史上，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文化上處于弱式，面對亡國忘種之威脅，在救國救民、再造中華的這一意識形態的制導下，中國學者做出的回應卻截然不同。這首先表現在翻譯材料的選取上，“弱國模式”的翻譯家翻譯最多、傾注最大熱情的作品，不少是那些跟中國有著相似經歷的弱小國家，它們都曾經擁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和輝煌的歷史，但是在近現代歷史上都衰弱了，或亡國、或亡種、或淪為強國的屬地和殖民地。譯者翻譯昭示弱小民族的悲慘境地，旨在警醒國民 “不變革必亡國”的思想，傳達的是中國人的亡國亡種的恐懼與憂慮。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大批翻譯家，出于同樣的喚醒國民的動機從事文學翻譯，他們卻采取不同于前者的策略。他們不是以而“揭示‘弱國’的慘烈和淪為‘弱國’的根源來喚醒國民，而是挺進到強國之中，試圖揭開強國之‘秘密’，或介紹強國之立國之本、現代意識來喚醒國民，造就或涵養新國民。”（ibid）。類似的情況在國外也有，英國在把印度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也加緊對印度的文化殖民，“到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學已在印度取得了明顯優勢。為此，印度學者著意從歐洲其他國家，如，法國、德國、葡萄牙、俄國等，翻譯了大量文學作品來抗衡英國文學”。“印度學者毫不掩飾對法國文學的偏愛或對英國文學的打壓。例如，印度著名作家兼翻譯家Premchand曾多次撰文表示法國文學優于英國文學”， 以此來表示“對英在印的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不滿和反抗”。(引自蔣驍華，2002)。
2） 其次，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也體現在翻譯策略的選取上。但意識形態對一個時期的翻譯策略的影響也不是一元的，而呈現出多元性。例如，在二、三十年代，中國出于“水深火熱”之中，在文化上也處于弱式，按照多元系統理論，中國當時的翻譯文學應該在文學翻譯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翻譯就會參與創造新的、一級（primary）模式，在翻譯策略上也應該盡可能地采取異化的翻譯手段。然而，只需我們稍微審視一下當時翻譯的情形，我們就不難發現，當時是 “直譯”與“意譯” 兩種翻譯方法并存的。當時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進步勢力與梁實秋為代表的右翼文化勢力的交鋒，就是有力的見證。王東風（2000）因此對多元系統理論做了一些修正，并認為這是譯者的主觀認定所致。王東風雖說看到了這一理論的局限性，卻沒有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處于弱式文化的民族在翻譯別國文學時，異化與歸化兩種方法并存的現象，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印度雖然淪為了英國的殖民地，但“印度的文學翻譯工作者不僅在宏觀上以翻譯大量的外國文學(特別是法國文學)等手段來抗衡英國文學與文化，而且在微觀上通過采取語用翻譯策略抵御著殖民文化的不斷入侵”。（蔣驍華，2002）。在當今社會，相對于英美國家而言，中國處于弱勢地位，但在中英互譯時，也并不是如多元系統理論所說的那樣，異化策略占據主導地位②，而是異化與歸化兩種策略并存，去年《中國翻譯》上針對“歸化”、“異化”、“意譯”、“直譯”之間的爭論足以證明這一點。
四、 譯者的詩學觀與主體性
我們知道，譯者是社會的人，他的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其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贊助人，當時的詩學觀等等都會影響翻譯的選材、翻譯的策略和方針。譯者并不是一個沒有思想的機器人，而是一個活生生的能動的主體。翻譯時，他一方面受社會因素影響，但其主觀因素亦不可忽視。不論是選取翻譯材料，還是選取翻譯策略時，他們都受其詩學觀與主體性的影響。胡適在擔任《競業旬報》主編期間，其翻譯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和政治化的傾向。在此期間他翻譯了《六百男兒》、《縫衣歌》、《驚濤篇》等。在留美期間，他對文學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文學直接的功利性逐漸減少。這段時間他譯詩數量不多，不足十首。但其譯詩的主題顯然變得寬泛了許多，包容性也逐漸加強，譯詩不再是社會批評或戰斗的武器，除了拜倫的《哀希臘歌》帶有明顯的“經世濟用”意識和戰斗熱情之外③，其余大多集中于宗教的玄學智慧，如《大梵天》、《墓門行》等。1918年到1919年是胡適詩歌翻譯轉型的一個重要階段，此間翻譯的詩歌包括《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等。從此其詩歌翻譯無論是主題的選擇還是形式的選用走向成熟。“胡適譯詩主題的嬗變自有其社會歷史的背景，但同時也有胡適人生觀和文學理念逐漸成熟與發展的根據”（廖七一，2003，著重號為引者加）。
翻譯家穆旦也是一個在翻譯上表現出譯者強烈的詩學觀與主體性的典型。從他回國后的創作、翻譯的嬗變軌跡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他鮮明的個性化品格。1953年留美回國，他的文學創作與當時中國的文學觀念存在巨大的差距，為了適應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學觀念，他只好暫時放棄詩歌創作，轉而翻譯蘇聯文學，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和《別林斯基論文學》等。這一時期，他還翻譯了普希金、雪萊、拜倫、濟慈、布萊克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當時也被認為是革命的、積極的浪漫主義代表”。正如張曼（2001）所說，“穆旦的轉變不是外在的壓力所做的“知識分子改造”,而是一種自覺的行為,是那個時代像他這樣知識分子的真誠的自省。” 穆旦的翻譯選擇雖然追求當時意識形態和文學觀念的認同，同時他仍堅持自己對詩歌藝術的審美標準。即使翻譯拜倫、雪萊的詩歌，也體現了他的審美個性。他沒有選擇更加符合意識形態的拜倫的《該隱》,而是選擇了他的抒情詩《唐璜》;沒有選擇雪萊的政治抒情詩《伊斯蘭的起義》、《解放的普密修斯》,而是選擇了《云雀》等抒情詩（張曼，2001）。穆旦翻譯與之有著相似人生經歷、相似的詩思、相似的表現手法的丘特切夫的《丘特切夫詩選》、以及翻譯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學觀念格格不入的艾略特、奧登、葉芝的現代派詩歌，都彰顯了個人的審美特性（Ibid）。
五、 結論
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納入到一個宏觀的社會文化語境進行研究，使翻譯研究從傳統的對文本進行孤立的、靜態的對比中解放出來，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但是任何理論都不能絕對化，正如Peter Newmark所說，“‘決定論’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思想意識的超前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譯者、翻譯職業和翻譯文學的創造性”（引自蔣驍華，2003）。這是國內學人們都需要謹記的。另外，文化究竟如何影響翻譯，也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注釋：
① 文化地位、意識形態、譯者的詩學觀與主體性這三者彼此聯系，因為它們強調的側重點不同，故而本文擬對它們分別進行討論。
② 雖說國內有學者如劉英凱先生早在1987年就在《歸化――翻譯的歧路》中倡導異化翻譯，近期越來越多的學者（如孫致禮等）也認為異化是將來翻譯的趨勢，但這些學者提出和倡導異化翻譯時，并不是因為認為我們中國文化弱于別國文化，而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文化交流。
③ 胡適重譯《哀希臘歌》帶有明顯的“經世濟用”意識，但他這樣做更多的是出于譯詩詩體上的探索和嘗試。
④ 李德超，鄧靜通過對清末民初對外國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譯介情況進行對比，發現短篇小說的譯介要比長篇小說的譯介要遲，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具有發達的長篇章回小說傳統，早期的中國讀者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欣賞小說心理和閱讀習慣。而短篇小說，即使有人閱讀，都只限于中國的傳統的短篇小說，因此對西方的短篇小說產生抵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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